第十章　边境上的泪光 (第2/2页)
　　
　　刘团长右手受过伤，一直悬在胸前，有人到仓库里领东西，刘团长就从墙上摘下一串钥匙，钥匙们就欢快地响着，刘团长用左手开锁，开完锁，刘团长就站在门口冲来人笑一笑说：“请多包涵。”我不懂刘团长让来人包涵什么，刘团长脸上一直挂着笑。
　　
　　来找刘团长领东西的人大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那些人对刘团长似乎都很尊重，一口一个刘团长地唤，这时刘团长就白了脸说；“莫这么叫，那是过去的事了，就叫我刘保管吧。”来人不说什么，只是笑。
　　
　　后来杜阿姨领我到刘团长那间小屋里玩，我一见迎出来的刘团长就说：“刘团长，我们来看你了。”刘团长就堆出笑道一声：“小调皮。”并捏一捏我的鼻子。
　　
　　杜阿姨一到刘团长的小屋里就有说不完的话，杜阿姨这时的脸还是红红的，垂着头不停地瞥着刘团长。刘团长似乎不敢正眼看杜阿姨，一双眼睛总是躲躲闪闪的。
　　
　　杜阿姨和刘团长说话时，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就冲杜阿姨说：“我出去玩。”杜阿姨说：“莫跑远。”我就出去了。
　　
　　那天，我在仓库墙根下的草丛里看见了一只青蛙背着另一只青蛙不慌不忙地往草丛里走。以前我见过青蛙，都是单只的，这一发现使我又惊又喜，我跑回那间小屋，想让杜阿姨也来看。我推门进去时，正看见杜阿姨正坐在刘团长的怀里，刘团长从后面把杜阿姨拦腰抱在怀里。杜阿姨一见到我，脸就红了，挣开刘团长的怀抱。我一见到杜阿姨和刘团长就笑了，让我一下子想到那两只驮在一起的青蛙，我就说：“那里有只青蛙和你们俩一样，也驮在一起。”杜阿姨和刘团长听了都怔一下，转瞬，杜阿姨的脸更红了，刘团长就嘿嘿地笑。半晌，杜阿姨就对我说：“小孩子，莫和别人说这事。”我不懂杜阿姨为什么不让我说这事，但还是点点头。刘团长很少有快乐的时候，有时杜阿姨忙不能到刘团长这里来，我就一个人来。刘团长就愁眉不展，不停地吸烟，叹气，望天。这时我觉得刘团长一下子就老了。刘团长墙上挂着一支笛子，我觉得无聊时，刘团长就对我说：“小调皮，我给你吹支曲吧。”刘团长就从墙上摘下了那支发乌发亮的笛子。刘团长吹笛子时神情很专注，他吹出的曲子一点也不让人欢乐，幽幽怨怨的，似哭似诉，这时我就看见刘团长眼睛先是潮了，最后就有一颗接着一颗的泪水从他那深深的眼窝里流出来。我听着那笛声也想哭。吹累了，刘团长又吸烟，望着西天渐渐去的晚霞，只有杜阿姨来到这里，他才高兴。
　　
　　后来我就发现杜阿姨的腰身渐渐粗了。有一天晚上，杜阿姨在我母亲面前哭了。母亲不说话，后来父亲进来了，也不说话。半晌母亲试探地问：“玉坤，我看让老刘和杜阿姨办了吧。”父亲在地上开始踱步，拧着眉头一步一步地走，杜阿姨就满怀希望地望我父亲。过了半晌，又过了半晌，父亲就说：“试试看吧，我看难。”杜阿姨先是一喜又一悲，哽哽地说“那我和老刘先谢您了。”父亲摆了摆手，出去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办，就问母亲，母亲就说：“是结婚。”我就问：“是杜阿姨和刘团长结婚么？”母亲点点头。我就高兴地蹦跳着跑出去，边跑边喊：“杜阿姨要结婚喽，杜阿姨要结婚喽。”
　　
　　杜阿姨终于和刘团长没有办成，父亲和母亲就去了新疆，杜阿姨没法再待下去了，一个人回了老家扛西。那是大姨把我接走以后的事了。
　　
　　很多年过去了，刘团长也就老了。后来我听说刘团长去了江西两次，曾提出过和杜阿姨结婚的事，都被当地政府卡住了。刘团长和杜阿姨一直没有办成。
　　
　　老了的刘团长，不再看守被服仓库了。那是1982年春天，听说中央对被俘虏过的人员又有了新政策，刘团长又恢复了团长待遇，宣布退休了。退休后刘团长住在干休所里一套房子里。
　　
　　退休后的刘团长又去了一趟江西，听说那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杜阿姨办了。和杜阿姨结婚的刘团长，把杜阿姨又接了回来，住在那套干休所的房子里。
　　
　　没多久，刘团长突然心肌梗塞死了。又剩下杜阿姨一个人。刘团长死后，一个20多岁的男人把杜阿姨又接走了。那个男人是刘团长和杜阿姨的儿子。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那时我正在部队里当排长。
　　
　　我没有见到过杜阿姨，也没有见过刘团长。
　　
　　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去江西出差，打听到杜阿姨的地址，去看了她一次，也没有看到，那时杜阿姨已经死了。她的儿子捧出了杜阿姨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镶着一张杜阿姨的照片。那张照片不知杜阿姨什么时候照的，头发都白了，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一双苍老又顽强的目光正痴痴呆呆地望着远方……
　　
　　年轻的杜阿姨已经不存在了，留给我的是一个黑色的骨灰盒，和一个普通妇女年老时的形象，我又想到了杜阿姨带我去刘团长小屋里的日子，我哭了。
　　
　　杜阿姨的儿子没有哭，他扭过头正望窗外一朵浮云。杜阿姨的儿子仍自言自语地说：“人都是要死的。”
　　
　　我心颤抖了一下。
　　
　　四
　　
　　表哥用手引爆了那一颗地雷，用他的一只手换回了我的一条腿。我护送着表哥的担架一直到了野战医院。到了医院，表哥醒了，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双腿，他看到我的双腿仍完好地长在我的身上，咧开嘴苍白地冲我笑了笑。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眩晕。我看见表哥望了一眼缠满绷带的右手，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少顷，有两颗又圆又大的泪水顺着表哥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我在心里呼喊了一声：“表哥。”这时我想起了大姨，大姨送我和表哥参军前顶着瑞雪在路上冲我们招手的情景，又想到了表姐还有大姨夫，我的泪水也不知不觉流下了脸颊。
　　
　　在我返回部队的途中，我走得小心翼翼，步履蹒跚。丛林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着表哥，心里就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想着表哥放牛在山梁上等我放学时的情景，我的眼前又模糊了。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突然前面草丛动了一下。我警觉地立住脚，端起了枪。草丛仍在动，我觉得那里似乎有人，我现在是在越南的国土上，随时都有危险发生。我伏在一棵树后，那草丛动了一阵之后就停下了，过了一会儿又在动。我断定，那是个人，我突然从树丛后跃起用越语喊了一声：“缴枪不杀。”我们参战前曾教过这样的简短用语。草丛里哆里哆嗦地钻起了一个头戴钢盔的越南兵。那个兵刚立起的时候，是背对着我，一点点地从草丛立起来，举着双手。我端着枪一步步地走过去，两眼不停地向四周搜寻着，我怕中了越南人的圈套，当我来到那个兵面前的时候，才确信只有眼前这一个人，我的胆子大了一些，又喊了一声：“缴枪不杀！”那个兵仍举着双手慢慢地转过了身子，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是个越南女兵。头发从钢盔里露出了一半。她苍白着脸，一双黑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和惶惑。当她看到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胆子似乎稍大了一些，突然用汉语说：“解放军。”我一惊问：“你会说汉语。”她犹豫着冲我点点头。我又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问：“就你一个人？”她点点头，她点头的时候，手慢慢地放下了。她点头那一瞬间，头上的钢盔掉了下来，在草地上滚了滚。她看了一眼，并没有去拾。她觉得也没有拾的必要了，因为自己已经成了一名俘虏了。她头发披下来，我这才看清，她的年龄还很小。紧身衣服下乳房刚刚隆起两个小丘。我低头看时，才发现她打着赤脚。脚上沾满了泥巴，那两只脚正不安地在草地上挪动。她的脚旁有新抠过的草根。我再望她的脸时，发现她的嘴角还粘着一缕绿汁。我这才恍悟，原来她在这里抠草根吃。我的心动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两块压缩饼干递给她。她先是惊愕地望了我一眼，犹豫着伸出一只沾满草汁的手接了过去，先是咬了一小口，接着便把一整块饼干都填到了嘴里。她鼓着腮，哽着脖子很快便把那两块饼干吃完了。她意犹未尽地舔舔嘴角，我又把水壶递给她。这次她没有犹豫，喝了几口水后把水壶还给我，说了句：“中国，好！”
　　
　　我说：“你是俘虏了。”
　　
　　她点点头。
　　
　　我说：“把你身上的武器拿出来。”
　　
　　她摇摇头，见我不解，她又说：“扔了。”
　　
　　我重新看了一眼她光溜溜的身子，除腰上扎了个腰带外，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我就说：“走吧。”我在后，她在前，就向部队赶去。
　　
　　在路上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来过中国，在中国呆了四年，她的外婆现在还在广东，后来她便回国了。她说她不想打仗，但政策不让，政府说她外婆已经让中国人杀了，她就来打仗了。两天前，他们的队伍让解放军给打散了，她一个人跑了出来，不知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她迷路了，先是哭，后来没力气哭了，她就把身上的武器扔掉了。她还告诉我，她一连一个星期也没吃过一顿饭，她饿得受不了，她就挖草根吃。
　　
　　后来我还知道，她有个中国名字叫胡丽，今年17岁。我望着她瘦小的背，想到了这场战争。我就问：“你害怕打仗吗？”
　　
　　她扭过头惶惑地望我一眼，声音颤抖着说：“我没杀过人，我往天上开枪。”
　　
　　半晌，她眼里突然含了泪问我：“你们杀了我外婆？”
　　
　　我说：“那是你们政府造谣，没人杀你外婆。”
　　
　　她不信地问：“真的？”
　　
　　我点点头。
　　
　　她突然破涕为笑了。
　　
　　走着走着，她突然蹲下了身，我一惊，以为她要耍什么花样。她看了我一眼，两手撑着肚子，皱着眉头。我说：“起来，你要干什么，别耍花样。”
　　
　　她抬起脸，望我一眼，突然脸颊掠过一抹红潮，说：“肚子疼。”
　　
　　我仍然以为她在耍花样，想骗过我，溜掉。
　　
　　我强硬地说：“起来。”并伸手去拉她。她站了起采，手仍捂着肚子，她的脚步有些乱，然后她快步走了起来，我端着枪紧紧随在她后面，她跑到一丛树丛后面脚停下了，回过身，脸红红地冲我说：“我要撒尿。”我一惊，把脸背过去，我怕她跑掉，虽然她此前和我说了许多话，但我仍不能完全信任她，我别过脸去的时候，仍没放松警惕。半晌，她站了起来，我望了一眼她刚刚蹲过的草地，那里留下了一摊猩红，我又想到她刚才的肚子疼，原来她来了月经。我的脸有些红，也有些热，她再回头和我说话时，我不再敢看她的眼睛。那一年我才20岁，女人对我来说；还完全神秘，女人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有妹妹么？”她问我。
　　
　　我摇摇头。
　　
　　“你有姐姐么？”胡丽又问。
　　
　　我想起了媛朝，想起了表姐，那时姐姐已经考取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父亲也已从新疆回来了。我点点头。
　　
　　胡丽又说：“你姐姐也来打仗了么？”
　　
　　我摇摇头。
　　
　　胡丽就说：“我不想打仗。”
　　
　　我望着胡丽的脸，想，是啊，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正是上大学的年龄，如果父母不去新疆，此时，我不也正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么。想到这，我的心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你们中国不杀俘虏吧？”胡丽又问我。
　　
　　我说：“解放军从来不杀俘虏。”
　　
　　胡丽似宽了心，她走在我的前面，脚步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
　　
　　“不把我送回去行么？你们中国多好。”她天真地问我。
　　
　　我不置可否，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她就很沮丧的样子，一路再没说话。
　　
　　我回到了部队，把胡丽交给了前沿指挥部，指挥部又把他们这批俘虏送回到国内。
　　
　　战争结束的时候，那时我的伤已经好了。在友谊关交换俘虏时，我也参加了。我站在一列队伍中，看着眼前走过来的一群俘虏。我在俘虏中一眼就认出了胡丽。她比几个月前胖了，脸孔红红的，但她一脸的哀伤，她也在那千列士兵中认出了我，她不能说话，冲我凄婉地笑了一下，我一直目送着胡面向友谊关走去。当跨过友谊关时，她回了一次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中国的天和地，这时她的眼里流出了两行泪水。我的耳畔又响起她说过的话“不把我送回去行么？你们中国多好。”我的心也猛地怦然一动。
　　
　　接下来，我也看到了那些被越南送回来的我们的战士。那其中也有许多女兵。她们披头散发，面色憔悴。她们一走过友谊关就失声痛哭。那哭声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一个大眼睛女兵，一走过友谊关，她就爬在了地上，用她的双唇拼命亲吻着中国的土地。还有人喊了一声“中国”，便泪如雨下，在场所有迎接的中国士兵都哭了。两股人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里流着泪水，此时，不管是男兵，也不管是女兵，相互抱着说着。
　　
　　最后抬过来一排担架，那是中国的伤兵。他们躺在担架上，轮流着和每一个走上前来的人握手，眼里流着泪水，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这里面还有不少女兵，担架上的她们下肢处空空荡荡的。她们一脸惘然，泪水苦涩地流着，两眼呆痴无神。
　　
　　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少女兵被俘了，先是被强奸，让她们怀孕后，又截去了双腿。这些惨无人道的越南人，已没有了丝毫的人性。
　　
　　那些孩子最后有的被生了下来，孩子的母亲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她们不肯接受流着越南血液的孩子。后来在中国某地专门成立了这样一家孤儿院。这家特殊的孤儿院，有一大群这样的孤儿，他们失去了父母。
　　
　　后来我和眉曾无数次地去过这家孤儿院，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女孩，过着幸福的生活，游戏，嬉闹，我就想，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出生的么？你们的父母现在在哪里么？
　　
　　眉站在我的身旁望着眼前的孩子一直泪流不止，我知道眉没被俘虏过，这里也没她的孩子。她却在哭泣，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些孩子的母亲们。
　　
　　1992年的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友谊关，我是为了一种说不清的缘由和心理去的。那里有一个双边贸易市场，中国人，越南人，男人和女人蚂蚁似的在那里涌动，兜售手里的东西。我惘然不知所措地望着眼前这些涌动的人群。突然，一个女人说：“先生，看货吗？”我扭过头去看，我一下子怔住了。我看到眼前一个丰满的越南少妇，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提包站在我的面前。虽然时隔十几年了，我还是一下子认出了眼前站着的这个女人就是当年被我俘虏的胡丽。她也认出了我，怔过一阵之后，她说：
　　
　　“现在多好，不打仗了，日子好过多了。”
　　
　　我又想到了她在广东的外婆，便问：“你外婆好吗？”
　　
　　她答，“两年前就死了。”
　　
　　后来她告诉我，外婆死时她还去了广东一趟，去奔丧。她兴致勃勃一遍遍地冲我说：“现在多好啊。”
　　
　　我望着眼前越南人和中国人混杂的人群，如蚂蚁似的在眼前涌动。他们扯开嗓子拼命地喊：“看货吗？看货吗……”胡丽不知还在说什么，我的耳旁已轰鸣一阵，什么也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