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 (第1/2页)
　　
　　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大抵的结论是雍正自说自道，文过饰非。然而，《大义觉选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圈外的读者只是耳闻其书，没有见过这部著作的原本。它的刊发和它的销毁，速度都是极快。几乎数月之间，全国所有的县府道省藩集学垣、训导教谕乃至生员孝廉，各个衙门及各个官员学人突然间人手一册。如《四书》般成了必读书，大小坊间盈庭积楝印得铺天盖地。待雍正死后不久，乾隆突然下旨收缴销毁，于是又反过来操作一番，那销毁的劲头也是毫不逊色，虽不明言，也是当作逆书的规格来禁止的。现存的《大义觉迷录》，当是流到极深山野穷壤中去的，或者被不读书的穷人当灯台垫子用的也未可知。不经意保留了下来。
　　
　　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是雍正自说自道，文过饰非。至于乾隆下令收版焚毁，则又说是因为暴露皇室秘史过甚，其中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反清言论颇不避讳，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参照看去，这两说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既是谎言，就无所谓“泄密”；泄密是真，那么本书就大体是实。然而，学界我看就是这样，只说“事儿”是怎样的，或者“我估计”是怎样怎样的，言来凿凿有据，听去依旧糊涂。比如这本书，我就懵懂：很多学者宁可相信《东华录》《雍正档》《年专辑》之类经了别人删削的春秋资料，却不肯相信雍正本人亲自述作的原始版本？
　　
　　曾静反清一案，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这个湖南书生命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策反岳钟琪，事发被捕，收禁京师后，因为他的悖逆言论激发了满朝文武的“忠君义愤”，一致主张“碎尸悬首”以谢天下。雍正却另有一份“出奇料理”，竞以帝皇之尊与这个土秀才攀谈问答，借尔口中话，言我心中事，成了这么一部千古奇书——在《雍正皇帝》小说里，这件事我几乎是实录了的。
　　
　　《大义觉迷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起码比《清史稿》要生动翔实得多，更遑论《清稗类钞》《野史大观》之类的书了。就我的浅薄阅历看来，一个人若是心无骨鲠之话，行无可议之为，学无欲表之见，思无绕床悲怀，吃饱了撑得发昏，突然从生计百忙之中抽空儿写书，那他肯定有病更别说他是日理万机的皇帝，何况他是政务忙得七荤八素的雍正！为了这书张扬周知，他下旨——
　　
　　……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他说的也真恳切，要读者“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求一个“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里头的无奈、愤懑、期盼、渴望，书中在在处处俯拾皆是。
　　
　　外国我不敢说，综观中国从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还没有见过如此一部自我辩谤书。我看这部书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动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所有有关资料的总和。然而，我不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审量、考证它的。我找的是文学角度的故事和我对雍正的感觉。说实在话，我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是怀着有保留的敬意的。更不能苟同这样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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