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二） (第2/2页)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爱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的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然，哥哥受欺侮，还因他敢于直言，耿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谈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大哥在学校受尽践踏，最终还是给了他一碗饭，到深山区丁峪去初中教书，还是理念在起作用：一个本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县被日本人包围，机关枪打死了的。
　　
　　大哥在学校糟透了，爱明姐却很好，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谐——烈士子弟，继父姓翟，她姓吴，吴可纠的女儿，用贾谊一句话“陈利兵而谁何”。这个地方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没有打进过，人们受的都是抗战熏陶，烈士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父亲的仁爱抚孤，反而让人忽略了“抗日子弟”这个政治理念。“思想右倾”也好，“反动”也罢，都是冲“富农”这条而来的。
　　
　　我在读《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里头有这样的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亲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里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还会按着宝剑向你瞪眼——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凭什么那么大量，自己养活侄儿呀？
　　
　　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这种感觉：他愈是进入老年，愈是使人强烈认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挚的：“我哥哥说，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爷爷问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实际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说，我回答你爷‘我不分家’……”“我哥哥说‘大丈夫患立业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说‘要学樊哙、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哥哥说……”他不停地反复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儿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样善待弟弟。有时他沉吟，闭目躺在那里谁也不知他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回忆他曾经有过的壮丽，问他，他却说：“哪里能用壮丽？不堪回首呀，有些事连想都不能的……”我劝他：“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不要心有余悸，爸。”他怅然一声叹：“要是心有余悸就好了，我浑身上下全是悸，连一点余不悸都没有。”我也打心里叹息：“这是心病，母亲如在，也许能医，子侄辈不是过来人，没这个能力……”
　　
　　1962年三年困难缓解，但母亲的病却日渐沉重，当时，我独自留邓州，举家已迁南阳。组织上找父亲谈：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洛阳军分区干休所去休养，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已经在南阳何必到洛阳？那个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阳……”我知道，南阳军分区的首长待他亲和，他离休到分区大院住，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分区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广播吹号，改吹哨子行动。政委是他在栾川剿匪时的战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长沙军校同过学，有情谊，无恩怨，当然在南阳要心情畅适些。
　　
　　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为了照顾母亲的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我辍学，他们知道我学没上好“有个工作，有碗饭就行”，但母亲不同意，说，解放不是个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也下不来身子。不如让他和爱明早点结婚，让爱明过来……但爱明姐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爱明姐撮合起来，两个人都调到南阳。
　　
　　就这样，这个南阳凌家有了一个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个和我同祖父母，一个和我同外祖父母，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在一处，也从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素来感情很好，确实是天作之合的美满，这样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格局。这件事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是南阳几十年旧交，也长期以为大哥和我是亲兄弟，听我叫嫂子为“姐”，很多人惊讶“你们家奇怪”。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早就该这样做了”——他们作如是说。也许他们曾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